香港政府不該動用武力的理由

陳徵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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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,對話是可能的。如果人民有能力用選票讓不滿意的執政者下台,那麼今天的香港,或許就不會是這樣的局面了。

然而,當不公不義成為事實,不合理的政策被強加實施,而人民無從抗拒時,那麼街頭抗爭就幾乎無法避免了。

一個安居樂業的社會,原本善良的人民怎麼會想起來抗爭?

所謂的「官逼民反」,正是因為生活中的不合理超過了忍耐極限,手無寸鐵的民眾這才不得已揭竿而起。

人民容易受到操弄,也可能並不完全理性。但是面對民眾的怒火,政府不應該直接將抗爭人民抹黑為「受到操弄」的「暴民」,為武力壓制合理化。

民主政府,最好能傾聽、溝通,尋求民意與施政之間的平衡點。

然而,香港政府面對抗爭民眾的做法,卻是「分化」與「壓制」,一方面利用大多數民眾恐懼社會動盪的心理,將抗爭定義為少數人擾亂社會秩序。一旦產生社會對立,少數的抗爭者頓時成為社會的箭靶,港府的鎮壓自然受到較多支持。如一來,警方鎮壓民眾的行為就可以被合理化,而這樣的策略可以在避免與抗爭民眾對話的前提下,盡快「弭平」抗爭。

對於中國而言,香港抗爭猶如一點星火,隨時可能點燃新疆、西藏獨立分子的燎原烈焰,引發內部分裂。也因此,中國官方不可能放任抗爭,故而默許香港政府的強勢鎮壓行動。在穩定政權、反分裂、避免引發連鎖反應的壓力下,不排除極可能重演六四。

香港政府打著「恢復社會秩序」的旗幟,竟開始鎮壓抗爭,一場21世紀的「天安門事件」儼然浮現輪廓。一個尊重民主的執政者,不該如此對待抗爭人民,原因有以下幾項。

首先,身為維持秩序的第一線,警察當然無辜。但必須注意,警察只是遵從命令,幕後動用警察權的港府,才是必須被檢視、譴責的對象。處理抗爭的方式有很多,可以圍堵、控制範圍,但不必動用警棍、水砲、海綿彈。政府動用武力對付人民,實在太過粗暴,無論什麼理由,都無法合理化。

德國之聲採訪時曾問:「如果香港警察使用暴力是錯的,為什麼示威者使用暴力就是對的?」

關於「誰先開始攻擊」,雙方各說各話。然而,警察配備精良,手無寸鐵的民眾,哪裡是國家機器的對手?警民間的對抗,原本就不對等,因此探究「誰先動手」意義不大。只要玩真的,擁有正規裝備的國家機器,絕對是最後贏家。

再者,抗爭民眾所謂的「暴力」並非針對一般民眾,而是警察。原因之一正是「自我防護」。警察只是奉命行事,無須苛責。倘若香港政府不指使警察、動用武力,又怎麼會引來民眾反抗?

率先動用武力激化民眾情緒,待民眾反抗後再將之汙名化為「暴民」,這種行為怎麼會是一個愛護民眾的政府做得出來的呢?

再者,針對抗爭民眾,香港政府始終保持強硬,極少有讓民眾與政府溝通、對話的機會。民意如流水,一味防堵,只會累積民怨,最後決堤而出。

而香港政府在這次抗爭事件的過程中,雖然有所讓步,但卻明顯延宕、迴避溝通與對話。這是因為中共無法放任「香港抗爭經驗」成為其他國內分離勢力仿效的對象。為了避免「破窗效應」產生,中共竟默許港府製造社會對立,將抗爭塑造為「社會亂源」,為武力鎮壓培養正當性。

這些抗議的民眾,原本都是善良平民。警方所包圍的校園,也是香港知識份子匯聚之所。中共、港府為了防堵分離勢力,而採取武力鎮壓,避免開啟「前例」引發改革開放的連鎖反應,而這正印證了「一國兩制」的基本矛盾。

一個本質專制的國家,絕對無法容許「大鳴大放」、「溝通協商」。所謂的獨裁,正是少數權力掌握者的「獨白」,沒有對話的空間。缺乏理性對話,這正是為何香港抗爭陷入嚴重僵持的原因。

台灣有不少民眾受到誤導,將香港抗爭事件定位為「警民衝突」。然而請留意,問題不是出在「警」或「民」。

抗爭民眾所挑戰的,不是警察,而是警察身後掌控的「背後靈」–港府與中共官方。

香港抗爭並非單純的「治安事件」,而是民眾向政府表達不滿。

因此,當葉毓蘭質疑:「恢復香港治安秩序,何錯之有?」時,我們應該明確認知,擾亂香港秩序的,是猛於虎的「苛政」,而非抗爭的民眾。相反的,倘若沒有抗爭,民眾對於港府甚至中國,又有甚麼監督、制衡的手段呢?

恢復社會秩序的唯一合理方式,並不是指使警察鎮壓民眾,而是政府誠心誠意地與民眾協商、溝通。如果,對話是可能的。如果,民眾可以用選票讓不適任的執政者下台,那又何必如此辛苦地冒著生命危險抗爭呢?


關於作者|陳徵蔚

健行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副教授、PADI 潛水教練、時事評論作家。以學者的理性與潛水者的海洋視角,書寫公共議題、文學與電影。認識作者 →